来自 诗意的名人故事 2020-05-22 02:03 的文章

诗意的长兴一年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

  明代官制,一县设七品县令一人,八品县丞一人,九品主簿一人,另加不入流的典史一人至两人;县令掌管全面,对上负责;县丞负责粮草、马政;主簿分担治安、巡捕;典史管文件收发。这几位有品级,称官员,就是当时公务员的编制了。其余还有教谕、训导、医学、捕头、僧纲司、道纪司和衙役等佐杂小吏,无品级或低品级,称不入流。训导、教谕地位稍高,曾由朝廷明文规定地位在杂职之上,由朝廷统一异地任用分配,其余由府、县就地聘任。

  吴承恩的公廨,被安排在县衙紧靠大堂的偏厅,与县令的大堂形成掎角。县衙已经很破旧,满院的墙头和屋顶都长满了野草,大堂的廊庑甚至已经坍塌了一角,眼下正在修葺,整个大院就像一个杂乱的工地。偏厅的墙上有十分明显的屋漏痕,屋角的书架上已经积上蛛网,尘封了许许多多的公文。也难怪,长兴已经有好几任的县丞缺额,有些不愿来,觉得这地方太苦;有些来了,但干不了,又走了。上一任是北方人,据说挺精干,但吃不了江南的米饭,水土不服拉肚子,三个月不到也走了。这期间县丞的公务,大多数由下面书办之类的吏员代理,对于他们,所有的公文制度都是多余的,只要把公粮弄上来就算阿弥陀佛了——知县只能这么想。

  当然,吴承恩既然来了,偏厅就算有了主人,归有光不会容忍这间屋子再那么冷清,吴承恩自己也绝对不会那么窝囊地应付。他费了好一段的时光,有时甚至亲自动手,才算把自己的办公场所整理得稍有样范:公案上方高悬的一块匾被扫去了灰尘,露出了“清廉为民”的官箴;墙壁刷白了,挂上了吴承恩自己写的条幅,也是劝勉勤敬职守的意思;原本凌乱不堪的卷宗被一一整理归位,书架上又多了些前贤的经典,这些东西吴承恩不会再看,但要做点样子;当然,最重要的变化,是这间偏厅里有了办事的人,县丞到任了,相应的那些衙役也得到位,这就有了人气。

  在这个一人之下、数人之上的职位上,吴承恩第一次有了责任感,第一次有了繁忙的事务,也第一次有了居高临下的感觉。这种感觉虽然不是他所追求的,但也挺新鲜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,也就是从嘉靖四十五年(1566)的下半年到隆庆元年(1567)的十月,他忙碌而又有点兴奋。

  忙碌,指他所负责的粮草、马政、巡捕是一县的主要工作。这几件事都很烦,政策性也很强。虽然忙碌,但吴承恩似乎还有点兴奋,粮草、马政都有一定之规,照章办事不出纰漏即可,以吴承恩当时的心态,一定是这样处理的,所以除了在诗歌里有点象征性的牢骚之外,他倒也没有更多的抱怨。反之,闲暇之余,便会走出来逛逛,有时是便装,像一个山野之人,扮演的是松下听风的角色;有时是官服,走下去也属体察民情,扮演的是父母官的角色,这种尘世之人与山野之人相交织的感觉,让他觉得非常新鲜畅快。他游山,访寺,赏景,饮酒,再与地方名流切磋切磋,方便时显一显自己的才艺,这很符合吴承恩的性情,正是做了他自己一辈子都想做的事,圆了所有文人都憧憬的梦。请看他作的《长兴》六首:(云去青山出树,雨余白水明畦。

  如假包换的诗意生活!这六首诗应为一组,写的是一个下午出门寻诗觅趣的各个片段:午后小憩,觉来携壶,穿林过涧,看飞花燕子、浅草鹅雏;信步逛入街市,与渡口等待的路人野老闲聊几句,也算是体察民情;松径尽头,远远已见古祠,自有道友、山僧相接,厨下小童已然忙碌,清茶热酒自在不言之中……请看这是多么惬意!一切都是那么宁静悠闲,充满诗情画意,甚至诗体也是比较欢快的六言,哪有什么繁杂公务、仕途恩怨?!备受推崇的王维、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诗境也不过如此。

  有时他也会发点小小的牢骚,主要是想家,这是人之常情,在所难免。这首《春晓邑斋作》应当是作于隆庆元年(1567),这时吴承恩离家已经翻过一年:

  诗说:春暖花开,天气清明,偶得清闲,晨起忽然涌上一股思情。叹自己一任长兴小吏,已如堕入风尘,家信迟迟不到,官俸已难维持。诗外之言就是:不如归去!

  这首诗表示到任以来,总是繁忙劳碌,只是偶尔才有机会看看久违的青山绿水。有关政事的是五六句,用典:

  第五句中的原宪是《庄子·让王》中的一个人物。他住在鲁国,生活非常贫穷,屋子上漏下湿,四处透光,但原宪却端端正正地坐在里面弹琴唱歌。有个叫子贡的朋友穿着红色的内衣,外罩素雅的大褂,驾着小巷不能通行的马车去看望他。子贡看到原宪头戴裂口的帽子,脚穿没后跟的鞋子拄杖开门,便问:“先生得了病啦?”原宪说:“我没病。我听说没有财物叫作贫,学习了却不能付诸实践叫作病。如今我原宪,是贫困,而不是生病。”子贡听了退后数步,面有羞愧之色。

  第六句中的阳城是唐代一位以关心百姓而著称的官员,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九十二“良吏”有传。他最有名的“政拙”故事与征税有关,说阳城在道州任职时,赋税定额屡屡不能完成,上级便派人到道州催促监督。来人到了道州,见阳城没有迎接,便觉得奇怪,属下告诉他,阳城因为征税做得不好,自以为有罪,已经将自己关在了牢里。官员大惊,慌忙赶去看望,只见阳城已经将自己锁在了阴暗的牢房里。牢当然是不用坐的,上级官员好说歹说把阳城劝了出来,但阳城还是找了一块大门板,写道:我征税做得不好,“政拙”,就给我考定个下下等吧。他把这块门板放在官员下榻的驿馆门外,坐在上面昼夜不离,使得督察官员非常不自在,赶快离开。

  显然吴承恩将古代的“良吏”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好官原宪和阳城作为了自己的人生楷模:可以因缺钱而“贫”,但不能因丧失气节而“病”;考评好坏没有多大关系,自己觉得为百姓“有劳”即可。

  在长兴心旷神怡的野游,经常有徐中行做伴,相当多的情况下还是出于徐中行的邀请,毕竟他是乡绅,尽地主之谊是基本的待客之道。他会安排一二随从,或者挑上酒菜,沿途伺候,或者往前方旧相交处,打点安排。总之他会把长长短短的出行都弄得很轻松,吴承恩自然乐于从命。自从相识之后,他们交往甚洽,除了性情比较接近之外,最重要的是他们有话可说,也就是他们的文学主张一拍即合。吴承恩论诗,推崇古雅而对时下的浮躁多有批评,其所作以古风见长,甚有开阔气度,颇似李白的俊逸;徐中行则以学杜甫标榜,处处模拟杜诗的沉郁顿挫,虽然后人评价他学杜力道不足,但在当时,在“七子”中,还算是“诗必盛唐”的一支标杆,他自己也甚为得意。酒酣之余,他们会戏称自己是时下之李杜,然后便取李杜诗联句为乐。后来的《长兴县志》在“名宦·吴承恩”条下说:

  对于吴承恩来说,能在宦途中结交到徐中行这样的朋友,应当是一件很幸福的事,至少可以慰藉一下远离亲友的寂寞心灵。但交朋友有时也许会有副作用,用比较西化的形容就是“双刃剑”——因为既然称朋友,就一定会以某种感情为基础,而感情是有“味儿”、有“调儿”、有“声气”的,即所谓臭味相投、引为同调、互通声气等等,张扬了这一种声调气味,难免就会压抑其他的声调气味;结交了这样的一些人,难免也就会得罪另外一些人。

  另外一些人其实就是指归有光。每当吴承恩与徐中行呼酒于店肆,歌吟于野寺时,他的心底总会涌起一丝不快。起初,他也会应邀参加一些由徐中行邀请牵头的活动,但终究越来越少直至完全谢绝。一则因为他任职尽责,因此很忙,好像有操不完的心,自然就看不惯吴承恩那种悠游的做派;二则他感受到一种冷落,对于吴承恩与徐中行津津乐道于汉文唐诗,他甚至认为是一种攻击,他的内心都会感到一种屈辱。后来发生的一件事,终于让他的不快升级到了愤怒。

  那天已经很晚,有个姓林的衙役悄悄地溜进了归有光的书房:“大人,吴大人回来了。他与徐大人今天去了泗安。”

  “嗯?”归有光并未抬头,仍在批看公文。一般衙门里公文通常都会交由主簿或者典吏处理,县令过目即可,如果觉得主簿不好用,县令可以自己掏钱雇个师爷。但一般主簿、师爷的文字哪能入归有光的法眼,所以长兴县的重要公文都是归有光亲自起草,有时也只是找吴承恩商量。他虽然在内心深处对吴承恩与徐中行的交往感到不快,但心胸还没有狭窄到要派人盯梢监视的程度,对于衙役的报告也就是随口应答一声。

  他满腹狐疑,挥挥手让衙役下去,但再也无心去看那些烦人的文字。渐渐地,狐疑变成了怒火,甚至还涌上一阵眩晕。提起泗安,归有光的心头就不胜厌恶。泗安是长兴最边远的一座古镇,藏在深山之中,林家是泗安的第一大姓,所谓的林老爷就是林姓的族长。以林家为首的泗安富豪向来难缠,每次钱粮都不能缴足,借口就是山中有匪盗,收缴的钱粮每每被劫。归有光曾经亲自率队进山剿匪,但盗匪呼啸而来,倏忽而去,全不照面,而林族长甚至都不接待他这位县太爷,归有光毫无办法,至今林家仍是长兴欠粮的第一大户。而据线人报告,所谓的盗匪根本就是林家的佃户,不过按照林老爷的安排在山上窜窜而已,而线人就是刚才报告的衙役,后来被林家发现,痛打一顿,赶出了族门。这时候的归有光满脑门儿都是火:不管事的县丞吴大人和多管事的乡绅徐大人,你二位哪儿不好去,为何偏偏去这个林家,还喝上了酒,岂不故意打我的脸面?

  后来证明这是一场误会。归有光忘了,吴承恩是县丞,征收钱粮是他的本分;徐中行与林家向有往来,此行泗安正是为了帮助吴承恩解开林家与县衙的宿怨。归有光后来找机会表示了歉意,事情就这么过去了。

  但原委可以说明白,感情却不那么容易弥合,很多情况下,造成伤痛的原因早已消逝而疤痕犹在。嘉靖朝的最后一年(1566),长兴会集了三位注定要影响文坛的人物,他们都处在人生最成熟的阶段蓄势待发,如果有适当的思想碰撞,也许会为后人留下一些值得关注的遗产,但很可惜,他们采取了回避的态度。他们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,相互间没有什么值得攻击的品德短板,但面对性格和人生经历的差异,他们没有“求同”,而是刻意地“存异”,因此在相聚的历史瞬间擦肩而过,形同陌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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